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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的经济学分析（下）

布兰奇•弗劳尔和奥斯瓦尔德的研究工作首次以金钱度量夫妻房事的价值，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具有重大学术价值。这项专项研究也令这两位经济学家在快速兴起的“幸福经济学”（Happiness Economics）中占据了领头羊的地位。顾名思义，幸福经济学把人类的幸福感受换算为经济盈亏。幸福经济学是计量经济学的延伸和升级，它把一般只能用数字（例如工资等级）表达的计量经济学，提高到“应用于人类情感等无形竞技舞台”。　 
为了把性快乐与金钱进行有机比较，这两位学者对超过1.6万名美国成年人的性活动以及幸福感的自我报告进行模拟分析。其研究显示：
第一，性行为越多越让人类幸福。他们把精力旺盛的性生活所产生的幸福程度同其它可以用经济价值计算的行为进行优先研究比较，从而计算出性行为到底值多少钱（以美元为计量单位）。计算结果是：以性交频率看，从每月一次增加到每周一次，幸福值的递增相当于在银行存入5万美元。
第二，教育程度不同的人从性爱中得到的幸福感不同。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越倾向于拥有较少的性伙伴。而且性活动给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士带来的幸福感大大高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金钱并不能与性愉悦等同，实际上富人的做爱次数和穷人一样，甚至更少，性交质量也没有什么区别。
第三，一个长期的婚姻关系每年提供的幸福感大概价值10万美元。单身人士需要平均每年得到10万美元，才能获得同已婚人士相同的幸福感，当然这位已婚人士的配偶必须是在教育程度、工作地位和性格方面相适应者。离婚者在感情方面的损失大约是每年6.6万美元，虽然可能由于离开配偶而立即获得释放的轻松，产生短期的经济利润。
第四，一般来说“更多收入并不会买到更多的性快乐，也买不到性伙伴。该研究发现，男人为了性快乐而支付妓女金钱，得到的幸福却非常之少。作者坦承：“就连我们这些经济专家也对此结果大吃一惊，因为我们向来认为金钱可以买到一切。”
第五，已婚人士的性爱次数比单身性伙伴多30％。在统计学上，前者比后者的幸福也要多三成。所以这项研究受到主张维护婚姻家庭的保守主义者的赞扬，与此同时，同性恋者也对这项研究感到满意。资料显示，同性恋关系所获得的幸福值，与异性恋中得到的幸福值几乎完全一样。而不论性取向如何，“幸福值最大化”的伴侣数量都是一个人。与此同时，独身生活和非常少的性行为对于幸福的负面影响，在统计上是相等的。
第六，女性更看重性爱所带来的幸福感。美国德克萨斯州909名妇女被问知日常生活中什么活动最能给她们带来快乐时，绝大多数女士的答案是：做爱。该研究发现，那些一个月至少同房4次的夫妻，从中得到幸福相当于一年挣得7.15万美元。而典型的美国人平均每月做爱2-3次。
其实，在幸福经济学将性爱作为专题研究之前，早就有学者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法学讲师李察•波茨纳在《性和理智》中，把生物经济学及成本、效益、需求曲线、次货（inferior goods）等经济学术语，用来分析和界定性行为。波茨纳指出“道德”和“感情”这类抽象名词，无法解释性行为，因此一概不提；他认为性欲是与生俱来，但具有强烈的理性成分，惟有经济学才能做出合理解释。香港知名评论家林行止先生在“性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中指出：性是参与者互有所得的生产和收获，性交的生产过程和其他生产过程相同，同时亦有“成本会计”，其中包括机会成本、直接支出、间接开销（如饮食）、怀孕风险、努力的支消、违反道德标准的精神负担及可以扣税的支出等等。屠洛克与李察•麦健时于1975年合写《经济学新天地》（The New World of Economics）的第七章便是性行为，屠洛克等认为性行为包括了不同程度的浪漫与爱的行为模式，而浪漫和爱不容理性剖析。屠洛克指出，性是可以产生效用的服务，而“效用”可以来自本身或对手；能产生“效用”的“正常的异性经验”，包括接吻、爱抚、做爱以至牵手。既然能产生“效用”，性和普通商品或服务便没有分别。做爱必须参与者充分合作才能产生“效应”的人生经验，臻此境界须有二个先决条件，其一是对方不能逃避其应负的责任；其一是彼此都明白身兼施受双重角色。换句话说，性行为的伙伴都在追求同一目标，这种特性令性爱和一般日常活动尤其是商业交易有所不同。
原文出自郑友林著作《身边的经济学》（2006）